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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杨承运

何谓特色？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大学特色”，不全是“办学特色”。大学特色是涵盖着教育思想理念和办学运作经办两个方面的；两者是互为依存的，但是不宜完全混同。也就是说：大学特色不全同于办学特色。两者是相通会、相共融，但又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

大学特色，可以类比于“精神”、“个性”、“思想”、“理念”等方面；办学特色，自然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体现，而较多地是在“推行”、“运作”、“管理”、“机制”等方面予以表现。大学精神总体上是反映出自己的大学特色的，当然，也涵盖着办学特色！进一步说，前者是内在的，长期积淀的；后者是建立在：设想、规划、构架、策划、运行等方面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凝练出一种个性和风格来，闪现出精神和光彩来——这就是“大学特色”。

说到特色的“形成”，我以为，教育思想的取夺是首要的，由此而兴之的就是办学的思想和理念。这才是办校、兴校的根本。

为什么？因为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教育这几年我们听到了不少声音，有的还是颇有影响的。比如：“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要拉动内需”，“要抓住教育大发展的商机”，以及几乎类于商场的“学生就是上帝——他（她）们要什么就得给他们什么”……

我们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但是，它更是“人学”，是培养人的艺术和科学，而不是“工具学”。正如夸美纽斯所说：“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夸美纽斯《大教学论》）。而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全社会，即办所谓“人民的教育”。我们最近总是强调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说过：“欲改革国家，必先改革个人；如何改革个人？唯一方法，厥为教育。”就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很明白。

那么，怎样办好人民的教育呢？我认为一定要从“人的教育”入手，而不是其他。所谓“螺丝钉”教育、“驯服工具”教育，那只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对于教育的曲解。

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爱因斯坦（1879－1955）也说过意思很相近、但是更为尖刻的话：“学生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请注意，他们谈到的教育是“养成人格”和“贯之以理想”，是“美和道德上的善”、“和谐发展的人”。

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家们不乏此类论述。

“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修己’开始。”（梅贻琦）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张伯苓）

“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叶圣陶）

可见，教育的主旨是绝不能忘、更不能错的。教育主旨定矣，办学思想可成。而办学思想和理念，则是形成办学特色的前提。

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早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它造就了北京大学的精神和风格，这正是元培先生的教育“养成人格”为思想前导的必然：辜鸿铭是保守主义者，梁漱溟没有学历文凭，李大钊是共产党党员……蔡先生的标准是：“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孑民先生主张并推行：（1）“美育代宗教”，设美术、音乐研究所，书法会、画法会；（2）“文理是不能分科的”，调整科系、课程，扩充文理；（3）宽严相济，整顿教风和教师队伍。

不用多说，正是“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造就了北大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传统的北大校训）的作风。在逆境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也是北大师生的精神、品格的一个生动写照。正因为如此，才构建出北大的办学理念，孕育了北大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风格。

1915年任教北大、曾任北大教务长、建国后出任北大第一任校长的马寅初先生对此也有诠释：“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政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已达其至高之鹄的。”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得好：“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1945年）

作为两岸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办学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他主张：（1）设学系要考虑人才的“供”与社会需要的“求”能否“洽合”，如果不能洽合，则不惜“变更常规”，“求所以应社会之需要也”；（2）清华各系均应培养具有“通识”的“通才”；（3）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4）“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大楼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正是这样的办学思想理念才形成了今天清华大学的务实专精、力行求效的风格。

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并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大从教60年。他谈到两个学校的风格时说：“肯定不一样，这并不奇怪，就好比李白和杜甫是两个好朋友，但却风格迥异。”“两校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清华1911年建，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国子监到大学堂，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得北大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像李白，北大好比杜甫。”在这里，尊敬的老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学精神、大学特色的“参考坐标”，那就是“基础”、“积淀”。

我们回到“办学特色”的主题上来说，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中，有“特色项目”一项。从指标导向的层面上来讲，这可不是为了“立项”。有这个特色的“项目”之说，是为了让参评院校系统地回顾办学历程，认真地提炼办学思想，以避免千校一面，万众趋同。也就是说：要在教育思想匡正的大前提下“明确办学思想”、“落实学校定位”、“对准学科建设”、“推动教学改革”、“加强教学管理”、“落实办学举措”、“营造校园氛围”等方面下功夫，好把学校办成一个特色突出（有自己的个性和强势）的大学。

从学校方面来看，由于“办学特色”的“一票权威”地位，不少学校费尽了心思，大讨论，找依据，狠挖掘，理文字，辛苦得很！切望以此来确保学校被评估的理想成绩。我想，办学特色就是不同院校的个性表现，因此，各院校的不同就是必然的了，也是我们所应该期待的了——大而言之，这是社会需求使然。对于办学时间很长的院校，自然会经过多年积淀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但问题是如果墨守特色，而不求新进，那这种“墨特而不求新”就堪忧了。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单科院校，其行业和学科的强势往往即可成“特”。但是在生源大扩招、热门专业急上马、千军万马求全又奔大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原有的学科特色，合理构架新老学科、专业，就成了大问题。“趋热而不维特”，那损失可就大了。对于建校时间不长的院校，可能“无特即为特”。但他们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有一股团结奉献、以发展求生存的精神和气魄，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都要十分珍惜它。学校要做到审时度势明大局，准确定位和合理面向，科学构架学科和专业，可能这就是当前最首要的任务了。而且，各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经历：分合、迁校、改制、更属、扩大、升格、换名、两地、多园、二院……还有，各种关系，中央、地方、教界、学坛、商家、舆论、家长……都是学校要多方关注的。无需质疑，这些关系和因素也必是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办学特色的构建，因此我们也要认真分析和对待的。

我以为，在考虑办学特色这一项的时候，最好还是从学校的办学历程、学科优势和专业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改革等方面多下功夫，找出自己的亮点，看到相比的不足。不宜刻意追求，但要有意积累；不要只忙应对，但需持续积淀；不能忽视新芽，但求老树新发；不计一时之功，但多凝练取精。

“教育思想必与其所处时代之思想相共进行。”（蒋梦麟）这话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适时的。曾经代理北大校长、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就明确反对一切都是为了升学的“层层的过渡教育”，他说：“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国家的。”（傅斯年，1950）他还反对“资格教育”，说“外表很可观，内容空空洞洞。”“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这同元培先生所说的对于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元培，1918）不都是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对我们今天教育的一个警示吗？

我们要在教育改革前进的大前提下，重温孑民先生的话：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大要如下：“一曰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二曰担负将来之文化”；“三曰独立不惧之精神”；“四曰安贫乐道之志趣”。“夫以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上述诸义，几何不被目为迂阔，然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手稿，1915年）

最后，我们一定会想到的，校训在凝聚师生员工的作用，它是办学思想和理念的概括和凝练，是鼓励和号召教师们潜心学术、严谨执教，学子们立志求真、成人成才的旗帜，自然也是学校办学特色的表征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请看：

北京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辩。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中山大学：勤慎诚恕。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人先。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哈佛大学：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重要的是，要与真理为友！”）。

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

斯坦福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