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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古城，青铜礼器，对于他人而言，或许只是一堵残缺的城垣，一段历史遗留下来的些许痕迹，但对于刘余力来说，它们却是一篇篇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一幅幅彰显古风古趣的历史画卷。他从一座座城郭遗址中追寻历史真相，从一件件青铜礼器、战戈铜戟上解读历史遗问。

不辞辛苦穷真知

都城文化是一个朝代文化的最高峰的代表，是这一时期劳动人民智慧和文化最巅峰的创作，但这一部部伟大的作品却由于精致易碎而被时间洪流一次次无情地遮盖，其影响力甚至还远远不如万里长城这座用于防御的城墙。面对这样的现状，刘余力展开了他长达5年并将继续进行的“两周都城文化研究”工作。
这5年来，他走遍了洛阳这座千年古都的大街小巷，老城区、西工区、涧西区等都城文化集中的地方都是他的重点考察对象。而仅仅调查这些地区，对于他所进行的都城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偃师、开封、郑州、安阳这些富含都城气息的城市也成为了他的重点考察对象。
这5年来，他时常往返于洛阳、开封、郑州、安阳等城市之间，查寻遗迹，收集资料，悉心研究。不管是酷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不管是辛苦的路途奔波还是彻夜的奋笔疾书，不管是野外考察还是鉴别考证，他都没有感到特别劳累，在意的是项目研究的进展，更是都城文化遗迹的发现和保护。
这5年来，他时常奔走在学校、书店和图书馆之间，为的是翻阅和收集文献资料。刘余力做的是都城文化研究工作，相应的金文研究资料稀缺，研究工作难以顺利进展。为了解决青铜铭文的研究难题，他经常购买相关研究资料，到洛阳市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查询相关文献，甚至到朋友家借阅。
收集文献、外出实地考察调研，刘余力利用他的业余时间一丝不苟的进行着他的周城文化研究工作。读书，查文献，做研究，成为他每日必不可少的事情。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后，2011年9月，刘余力向国家教育部提出《西周成周研究》立项申请，并于2012年3月份成功立项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后，刘余力在激动的同时，亦感到巨大的压力。压力就是动力，刘余力更加兢兢业业的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目前，他已发表论文《王二年相邦义戈铭考 》一篇。

细心鉴别护珍宝

“科学是允许失败的，也是允许失误的，可有两项科学失败不起，一是载人航天，一是考古。”在做都城文化研究时,刘余力多次到北邙山帝陵进行实地考察。这座埋葬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帝王及其陪葬大臣的墓群，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生于苏杭，葬于北邙”，北邙山这座历代中国人眼中终极归宿的葬身之地，却有相当一部分毁于早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亦有一部分毁于人为的盗墓活动。看着一片片与墓群极不搭配的农田，一孔孔因盗墓而挖掘的深洞，深知它们价值的刘余力倍感痛心。
往事不可追，刘余力在神圣的使命的推动下，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保护研究工作，考证古墓中出土文物的年代，它的主人是谁，研究它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2009年，刘余力为一位文物收藏爱好者所收藏的战国铭文铜鼎主人身份进行识别。因为判断依据仅有鼎内刻有的“安居，苏公鼎，二斗二升”等字样，以及铜鼎的外形特征，识别难度极大。但刘余力没有退缩，查《诗经》、《说文解字》等考证“安居”的释义为宁静安然而处；“苏公鼎”，战国时期苏氏处于“公”位的人员所用；“二斗二升”是鼎的容量……刘余力这样一条条地查询、举例、论证，并且一丝不苟地辨别，以此判断出这尊铜鼎为苏秦所有。据了解，此前国内已公布的战国时期刻有容量的青铜器仅有3件。此鼎的发现，为研究苏秦及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也使该鼎获得了更加妥善的保护。
刘余力在辨识文物的同时，亦借教学之便，鼓励学生进行文物保护工作。2011年5月，刘余力在开元校区举办《什么是考古》学术讲座时，以曹操墓为例，以考古界存在的四大遗憾为证，讲解我国考古工作的欠缺之处和我国在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进展，鼓励学生们爱护文物，珍惜文物，保护文物，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为我们还原历史的真相。

遍观史策求真伪

2008年，洛阳文物收藏学会征集到一件传为山西出土的战国时期有铭铜鼎。在鼎盖的左侧竖刻二行五字，字迹因笔画纤细且年代久远显得漫漶不清，只可见“信安君”三字，鼎盖右侧竖刻有“信安下官器府”三行六字，鼎盖中部偏右刻“安君长阴侯”二行五字。因鼎上刻有“信安君”、“长阴侯”两个名称，因而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信安君长阴侯是不是同一个人，刘余力对董珊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董珊先生根据澳门珍秦斋收藏的同样刻有“信安、长阴侯安君”的铜鼎，认为“信安君”和“长阴侯安君”是两个人，“安君”是隶属于“长阴侯”的“封君”。而 刘余力将二鼎相互比照，认为“安君”并非“长阴侯”下属的封君，两者是并列的关系，是两个人的不同封号。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刘余力一页页，一册册地查找史料，不知熬了多少通宵，终于在《战国策· 魏策二》查到“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苏代为说秦王……”，确定信安君为魏国宰相魏信。且根据该鼎上刻有的金文文字构形，与1979年陕西武功县浮沱村墓葬所出的信安君铜鼎和1978年河南泌县所处的魏国平安君鼎的文字构型和铭刻特征相对比，判断该鼎为战国中期魏国制造。这些仅仅确定了铜鼎所属的时期，并不能证明“信安君”和“长阴侯”是同一个人。为此刘余力又翻阅了杨宽先生著的《战国史》，找到战国时期魏国封君有11位，其中并没有“安君”的称号，且所有的封君名号均为3个字，如我们所熟知的“信陵君”。除此之外，刘余力还考证西汉时期淮阴侯韩信、汝阴侯夏侯灶、汾阴侯周昌、颍阴侯灌婴皆因封地而得名，推测信安君魏信因封在长阴而名为长阴侯。一条条的列举文献史料，刘余力就这样一丝不苟地论证着自己的新观点。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刘余力好学、善思、勇问、立异、查证，不断地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成果。我们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刘余力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以求，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