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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前瞻:放权、分权、限权 新一轮改革重在政府转型

时间:2013-10-22浏览次数:次

35年弹指一挥间。而这其中又经历了多少变革和沧桑。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如何继续深化改革、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等话题上。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联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希望其剖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时,他略加思索后说:“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是投资扩张很快,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是改变政府主导的模式,向市场放权、分权、限权。经济建设是企业和社会应该做的事,如果不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的政府进行制约,市场和社会资本的活力就很难被激发。 ”

  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政府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要促进政府更好地履行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职能。 ”但目前来看,本来应履行服务职能的政府,也忙于经济建设等,以致于有些地方存在官民矛盾,企业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中国当前应该如何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迟福林:回顾改革历程,并着眼于未来5年至10年的改革需求,政府改革是改革突破口的重要选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对我国市场化改革有些质疑,认为“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国有经济”。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对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需要重新定位。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面临某些突出矛盾,比如说土地财政、债务风险、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大都与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直接相关联。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经济转型难有重要突破。

  从现实来看,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政府转型。近几年增长主义政府倾向逐渐强化。现在经济转型出现很多问题,正是与增长主义政府倾向直接相联系,比如北京雾霾。并且,前几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某些政府干预手段,有了常态化的倾向。形成增长主义政府倾向有很多因素,包括财税体制、政绩考核、干部考核等。从实践看这个倾向不改,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将十分困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能否取得突破,取决于政府转型与改革。

  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主要是受权力结构制约。因此,政府改革重在调整优化权力结构。我把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首先是放权。这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放权问题上的原则规定是好的。我理解,总的精神是以放权为重点破题政府职能转变。先向市场放权。进一步减少经济领域的审批权,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减少资源要素价格的行政控制权,减少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行政权力。再向社会放权。打破实行多年的“挂靠”制度。并且,各类官办型社会组织逐步去行政化。同时,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平台,估计未来几年会有重要的突破。还要向地方放权。除了将一些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调动地方积极性,还特别强调中央的宏观管理职能。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尽可能将中观的管理放到省一级,中央政府着力做好中长期的战略职能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其次是分权。从这两年大部门制改革的情况来看,在“分权”这个重大问题上尚未破题。建议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十七届二中全会和十八大强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设”及其制度化,问题在于实践中难以破题。“三权分设”,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在条件成熟时把它解决得好一些。未来政府机构改革需要破题大部门制改革,以强化决策主体,把一些监督、执行的职能分离出来,并且相对独立。

  在分权问题上,应明确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怎么能够在体制上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设”,从而找到调整优化权力结构的新路子,需要顶层设计。

  再次是限权。限权有三件事非常重要:一是政府的公开性。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从政务公开、预算公开到司法公开、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都需要研究,何时做、做哪件事、怎么做等都需要有行动路线和时间表。二是监督体系。 2005年在我院与越方合作举办的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上,越南政府官员向几位中方学者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谈到审计机构到底放到政府好,还是放到人大好,我们建议最好放到人大。第二年去越南开会,越南已经把审计署放到国会。三是社会的监督。从现实情况看,对政府行使权力的监督,既需要独立的监督体系,也需要广泛的社会监督,目前缺少具体的举措。

  政府发展理念要转向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因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你认为如何建设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型政府?

  迟福林:政府的转型与改革,影响因素很多,而政府发展理念的变革尤为重要。从前些年的实践看,政府转型与改革尚未实现重大突破。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发展理念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已经基本形成。政府以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为中心,才能使企业和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以沙巴体育,沙巴体育平台:为中心是确保企业和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保障。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下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还是坚持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的有限作用?毫无疑问,市场主导是关键。在发展导向上,是继续坚持国富优先,还是实行民富优先,形成以内需为支撑的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从现实看,以民富优先藏富于民,才有利于拉动消费,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

  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些年来,改革到了调整利益关系阶段,利益博弈已经成为常态。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跳出自身利益的掣肘。因为现在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越来越强,而且这种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扭曲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某些寻租腐败的问题,使得老百姓不满意,由此也增多了政府与社会的矛盾。开放市场要激发社会资本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国务院通过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进一步探索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更要注重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宏观政策也需要思维的转换,既需要理念的嬗变,更需要围绕中国经济长远目标,设计一整套确保长远目标实施的政策体系。你认为如何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开放?

  迟福林:市场化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如今要开放市场,就要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但现在社会资本外流很突出,包括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文化都应该向社会资本放开,多发展民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除了有大国企、大金融,也要有草根和中小金融。我认为未来5年至8年,我们要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关键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最大红利,形成以拉动消费支撑7%—8%中速增长的体制格局。

  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深化价格改革。建议1年至2年内,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 2年至3年内,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有三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金融资源;二是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三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以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为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拓展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建议2年至3年内,对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行业,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竞争性环节的对民间资本全面放开;自然垄断的部分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对城市公用事业,尽快健全特许经营制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对食盐等政企分开滞后的领域,在加快政企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放开。建议开征垄断利润调节税。

  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建议1年至2年内,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建议3年内划拨20%—30%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到社保体系。对短期内难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逐步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减少并逐步取消特殊优惠和特殊保护,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确保“十二五”末期不低于30%。

  同时加快农地物权化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这里有三件事情很重要:尽快完成土地确权,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建立城乡统一、同权同价的土地市场。

  以服务业开放带动新的全面开放。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在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扩大开放试点的同时,调整服务业用地政策,创新服务业政策体系。以金砖国家为重点,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双边贸易、能源、清洁能源经济、IT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重构,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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