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一号文件提出，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如何？
张占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逐步让过度开发的农业资源休养生息，强调要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这是文件中的一大亮点，是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空间的重大战略决策。
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丰收，取得了总产12038.7亿斤的好成绩，我们用占世界百分之九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取得“十连增”的历史性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辉煌成就的背后，是土地资源利用已近极限和环境承载的超负荷运行代价。为了保吃饭，过去我们常常过度开发农业资源，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使得耕地质量严重退化，土壤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
统计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10%，却使用了世界近三成的化肥，每公顷耕地的平均化肥施用量更是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施用量的两倍。过量施肥看似保住了产量，却进一步恶化了耕地质量，终究难以持续。十年前，一些地方肥料、粮食投入产出比为1：5，即投入1块钱肥料可以增产5块钱粮食，但现在这一比例已降到1：1甚至更低。这表明，单纯依靠化肥增产的路子正越走越窄。此外，滥用农药更是引发各种食品安全事件。
因此，过去涸泽而渔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接近资源环境承载的极限，可以说，中国现在的粮食增长是靠化肥、农药打“强心针”硬撑起来的，长远来看，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粮食。
光明网：文件指出，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支持高效肥和低残留农药使用、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推广高标准农膜和残膜回收等试点。这一系列的举措，是为解决农业生产长期只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有力措施，是实现生态友好型农业的有效途径，但也势必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
张占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二者之间需要协调和促进。从目前情况看，完全靠化肥保障粮食产量的“安全线”是可以的，但长远来讲，一定无法持续保持当前的粮食产出量水平。从发展生态和自然规律的角度讲，生态农业更重要。从人民生活需求的角度讲，也更需要生态的食品。所以完全通过化肥保障粮食产量的做法需要调整。
当下，发展生态农业可能面临成本高、技术条件有限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应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中国在生态农业这条路上不是零基础，几千年来积累的农耕经验，加上现代技术的发展，比如通过光照、品种改良，合理密植、灌溉，产业化经营，大机器使用、组织方式变革等多种方式，从而使粮食安全不仅在量上有保障，而且可以确保人们对粮食“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发展生态农业更是一个信号，我们除了单纯追求量更要追求品质，因此，全国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农民、化肥生产者、农业技术提供者等，都需要与国家政策一致，全社会要一起致力对生态友好型农业的探索和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是第二条“生命线”
光明网：文件提出要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抓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张占斌：我国从十一五计划开始提出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将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分为四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部署和要求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此次一号文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制度创新。近年来，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受破坏的情况日趋严重，湿地持续萎缩，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以PM2.5为代表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
因此，只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按照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和主体功能区定位，理顺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将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范有机衔接起来，才能确保环境质量不降级、并逐步得到改善。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就是要通过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促进生态系统包括生态农业的长久建立和发展。
休养生息才能可持续发展
光明网：文件指出，国家将对过度使用的农业资源进行休养生息，具体将如何开展？
张占斌：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土壤污染的治理与修复是非常必要的。万物土中生，为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保证粮食安全，耕地、林地、水等农业资源到了该休养生息的阶段。对那些污染严重、生态脆弱、资源环境压力大的耕地，该改种的就改种，该退耕的就退耕，该治理的就治理。
该改种的就改种，主要是指对土地的重金属污染、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的土地，优先解决重金属污染过重的情况，主要是在南方的一些稻米的产区，要适当改种。该退耕的退耕，比如现在还有很多陡坡地，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这些地方就要退耕。该治理的就治理，对于华北地区地下水下降过猛的所谓“漏斗区”，很多地方比如北京和华北，比30年前的地下水位，低的地方都低到30米、40米、50米，对这样的地区，要采取综合治理。
同时，土地“休养生息”还要依靠科技创新，可以在水源保护区、水体严重污染流域和高污染风险脆弱地区，鼓励和推动对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的采用，对造成严重环境影响的不规范生产行为进行指导、监督和实施相应的奖惩措施。但不管怎么样，休养生息一定要摸清底数，从粮食安全出发，注意力度和步骤，适度推进。今后随着财力增强，随着计划的逐步推进，再加大治理的面积和力度。
光明网：重金属污染地改种其他作物，重要水源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这样会不会影响农民的收入呢？
张占斌：我们看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通过财政奖补、结构调整等综合措施，保证修复区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不降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奖惩机制和约束机制，保护生态应该得到经济补偿，激励。如果造成资源不可持续，环境恶化，就要处罚。生态区，在市场上没法提供农产品，主要是生态功能，应该给予补偿。只有建立这种机制，才能更加节约、友好。
